[翻譯] 賽門‧拉圖談柏林愛樂

拉圖演奏定音鼓的畫面。他可是打擊樂手出身的喔!

這是一段柏林愛樂總監賽門‧拉圖的訪談錄,原刊載於報導柏林音樂人物、活動的月刊《Concerti》。內容滿有趣的,因此介紹給大家,也順便藉由翻譯練習一下德文!

「他們的聲音有著『牛肝菌菇』的質感」(Ihr Klang hat eine Funghi-Porcini-Qualität)

 ———賽門‧拉圖談論柏林愛樂、歲月帶來的成長,與指揮的奧秘

Arnt Cobbers / 採訪     原載於柏林音樂月刊《Concerti》,2010年11月號

賽門‧拉圖(Simon Rattle),這個土生土長的利物浦(Liverpool)人,1994年被英國女皇封為貴族,曾經帶領伯明罕交響樂團(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)十八年之久。而今,他已在柏林愛樂(Berliner Philharmoniker)總監的位子上,坐了整整八年。其實早在他指揮生涯之初他就已跟柏林結緣,在柏林的國家歌劇院(Staatsoper)演出夏布里耶(法國作曲家Alexis Emmanuel Chabrier,1841-1894)的喜歌劇L’Étoile (「星辰」)。

 

問:拉圖爵士,您覺得柏林愛樂是全世界最好的樂團嗎?

答:我很高興,在音樂裡並不像在奧運會或司諾克撞球公開賽一樣,可以比出個輸贏。但當然對我而言,柏林愛樂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樂團———它就是我的家。

問:柏林愛樂這種獨特的品質是從何而來?

答:每個樂團都擁有自己獨特的質感,而每個大樂團都能從音樂中抽取出獨一無二的特色。感謝上帝!音樂不像是Starbucks,不管在世界的哪個角落,喝到的都是同一個味道。

柏林愛樂是建立在許多個體、許多強烈的個人特質之上的組合———這正是人們所希望的。他們總是散發出濃烈的個人風格,非常「picante」(西班牙文,意為火辣、火熱),有時候火熱到令人懼怕;一旦離他們太近,手掌就像握到一團火焰。

問:紐約愛樂的總監Alan Gibert說:「布拉姆斯就該聽起來像布拉姆斯,貝多芬就該聽起來像貝多芬。」一個擁有獨特聲音的樂團,恐怕會完全與他的理想背道而馳吧!

 答:我不這麼看。是到唱片工業的鼎盛時代,各個樂團才開始演奏出同樣的聲音。一首作品,變得只有一種聲音、一種正確演奏方式。「成為『最棒的樂團』」這個觀念也就是這樣來的。 而在一百年前,每個城市的樂團所演奏的聲音可以徹底不同,因為它們從未聽到過彼此的聲音。這正是我們應該捍衛的。我常在不同的樂團演出同一首作品,同樣的樂曲素材、同樣的弓法,然而他們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聲音。用多種不同的方式去表達,這才是我所愛的。

 問:一個指揮對樂團聲音的影響力有多大呢?此外,當您剛就任總監時,有沒有預想,這個樂團五年,或十年後的聲音應該是如何呢?

答:聲音,該怎樣就怎樣。我很喜歡烹飪,而我會說,柏林愛樂的聲音有著「牛肝菌菇」(菇類食品的頂級食材,味道濃郁,口感柔滑細緻)的味道———再配上一匙絕佳的辣椒。我們不「節食」,但我們的聲音也不是非那麼肥碩不可,它也可以非常透亮。當然我們不能把作曲家強行推上「普羅克魯斯特斯之床」(Prokrustesbett,希臘神話中的魔床,會將人的身高強行調整到與床長一致),這一點我同意Alan的意見。但我也覺得,在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上實現不同的聲音概念,是十分有趣的。

在柏林愛樂裡,我們擁有二十種不同的國籍,而它同時又是個德意志樂團。這些音樂家何以能共同擁有這樣的聲音感染力,真是個謎。這跟一種藝術的滲透力(Art Osmose)有關,跟身體感應脫不了關係。當一個弦樂演奏員沒有隨著其他演奏員一起呼吸、律動,他在其中會感到巨大的孤獨。柏林愛樂演奏時的運動形式就像是一個鳥群,毫不猶豫地不斷向前推進。這八年來樂團與我都改變了很多,這是一個不斷演進、發展的合作團隊。

 問:您都給演奏員們多大的自由呢?

答:我們合作得越久,我就給得越多。我也和一些需要從我這裡得到很多細節指示的樂團合作過,但在柏林愛樂完全是兩回事。有人跟我這樣說過:「指揮柏林愛樂,就好像要看管住一群貓一樣!」如果你要他們按照你想要的做,那你必須姿態柔軟一點:只給予一個界線,在這個界線中他們自己就會凝聚成一個整體往前走了,因為他們彼此是這麼樣地互相傾聽,他們的演奏是非常「室內樂」的。幾乎沒有別的樂團能做到這樣,所以指揮也不需要對他們做什麼特別的訓練。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中,他們明白了我的需求,而我也同樣明白了他們的需求。

問:您最喜歡聽到什麼樣的讚美?

答:我想,這個樂團已經非常靈活、非常開放,展現出比以前更多的好奇心。但我最喜歡聽到的還是,有人說:「天哪!布拉姆斯的聲音就該是這樣!某某作曲家的聲音就該是這樣……!」我想,我們的最佳狀態,就是當我們的「自我」(Ego)完全融入作品本身的時候。

 問:您的音樂生涯是從成為打擊樂家開始的。

 答:打擊樂家、鋼琴家,與很爛的小提琴家。讓我走上指揮這條路,要歸功於馬勒。十二歲時我在利物浦聽到了馬勒第二號交響曲的演出,剎時間我許下願望,有一天我也要站在舞台的中心。從此我無可救藥地淪陷在指揮的病毒中。

 問:您自己現在還演奏嗎?

答:有時我彈鋼琴,演奏室內樂或伴奏。去年柏林愛樂有首曲目,裡頭有寫給指揮的打擊樂獨奏,譜上標記:「如果指揮家剛好也是打擊樂家的話」。正中我下懷!自己製造聲音的感覺實在很棒! 作為指揮,你總是在樂手動作前的一到兩秒先吸氣,帶領他們進來。很重要、也很難的一點是,你必須有意識地,彷彿聲音真是你親手觸發的一樣去工作。 當我十九歲的時候,我明白了什麼叫做一個大指揮家。當我第一次在Bernard Haitink手下演奏,我擔任《浪子的生涯》(The Rake’s Progress,俄國作曲家Igor Stravinsky的歌劇作品)的鋼琴聲部。有一個特定的樂段,我只有在Haitink指揮的時候能夠正確演奏,當他不在,我就不會彈了。他讓我對演奏有了無比的信心。我當時想:「誰知道我會不會也成為這麼成功的指揮?但至少我發現了指揮的一大奧秘。」

問:您手上已經擁有非常寬廣的曲目。您覺得您有可能將這套曲目全都演奏過嗎?

答:恐怕無法,但我會試著去做,因為我真的很愛這些曲目。我的好奇心很強烈,但只要我尚未非常確定自己能深入一首曲目,我就不會去演奏它。

問:您的很多同業都同時帶領兩個樂團。只帶領柏林愛樂一個樂團能夠滿足您嗎?

答: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。對我而言,一個樂團就像一個家……好吧,也有人同時擁有兩個家。但我想,同時融入兩個樂團是非常困難的事。巴倫波因(Daniel Barenboim,猶太裔鋼琴、指揮大師,現為柏林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)老是笑我:「你都沒在工作嘛!」但我是個很需要時間的人。比起以前到處當客席指揮,我的工作量少了很多。我是一個父親,擁有一個年輕的家庭,我的孩子還在上學,我必須顧及他們。人生是很複雜的。

問:您懷念歌劇演出嗎?

答:我們每年會在薩爾滋堡(Salzburg)製作一齣歌劇,但我們不是一個「歌劇樂團」(Opernorchester)。我們所能做的,就是製作一個大型歌劇計畫,從中我們能學到很多。但我們的主業還是得在柏林進行(樂季的演出)。

 問:有人這樣批評你們:「  別的樂團是有計畫地,按照所安排的主題演出,但柏林愛樂的曲目安排卻過於遷就指揮與獨奏家的名氣、光環(使主題性顯得雜亂)。」您覺得這樣的評論公允嗎?

答:當然不! 影響我們安排樂季節目的要素很多,這(客席音樂家的喜好)並不是主要的。節目安排是以國家、作曲家與主題為主要脈絡。上個樂季我們以西貝流士與匈牙利音樂做為節目的主軸,那這方面的曲目當然就會更多。但我們也有權在主題上做一些波動,呈現一些不同的面貌。當與有名的指揮家合作時,是很難完全照著既定的主題走的,因為名家們對於他們要在這裡演出些什麼曲目,都已經有很清楚的認定———所以常常會出現理查史特勞斯的〈阿爾卑斯交響曲〉或布魯克納的第八號交響曲之類的曲目。

 

問:但您對曲目是有決定權的。

答:決定權屬於我們全體,我們是民主行事的團隊。樂團在曲目與客席演出者名單的決定上,影響力是很大的。

 問:這個秋天,您在EMI公司錄製唱片就要滿三十年了。請問錄音對您具有什麼樣的意義?

答:當我重新錄製一首曲目,我會回頭聽過往的錄音;有時候讓我很驚恐,有時很訝異。這就像是幫孩子們快照,記錄下生活中特定的情境。我的成長過程中充滿了唱片,在我厭倦了漫畫之後,唱片是第一個花光我所有零用錢的東西。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音樂,每當想起某種曲子的時候就可以聽到它,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。唱片,是一種把想法帶給世界的方式。

 問:還有哪些曲目讓您非常好奇的嗎?

答:永無止盡,永遠會有的。我五十多歲了,而我才第一次演出了《卡門》(法國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的歌劇作品)。還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,第一次嘗試,或第二次、第三次重新詮釋。人的好奇心是永遠不會停止的。 問:很多指揮家永遠都投入在貝多芬、布拉姆斯、布魯克納上。 答:我不知道這會不會發生在我身上。但我是很幸運的。蕭堤爵士(Georg Solti,已故匈牙利指揮大師)八十歲時才第一次製作《茶花女》(義大利作曲家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歌劇作品);庫特‧桑德林(Kurt Sanderling,前東德名指揮家)直到九十多歲,還得望著他尚未指揮過的曲目生悶氣。我們站在難以想像的優勢地位,因為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想做什麼。 去分別什麼是大師之作,什麼僅僅是趣味之作,是中歐的獨特現象。當然大師之作是有的,毫無疑問。但是這種「排名」:哪一首是布魯克納最棒的交響曲,哪一首是巴爾托克最好的芭蕾作品……很多人覺得,卡拉揚(Herbert von Karajan,已故德國指揮大師)指揮過的曲目就是最重要的曲目,他沒指揮過的,就是不重要的。我們這樣說吧:看事情的角度絕對不只一種。

 問:指揮名師Jorma Panula(1930~,芬蘭籍指揮家)曾說:「指揮家最顛峰的年紀是接近八十歲時。」

 答:這很棒,他是對的。在一個特定的年紀過後,指揮家會有一些改變。而在楊頌斯(Mariss Jansons,1943~,拉脫維亞指揮大師)身上,這樣的改變六十歲就發生了;他也許可以說是現今活躍的指揮家中,最完整的一位。在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身上也看到了這種情形。我一直很愛戴阿巴多(Claudio Abbado,1933~,義大利指揮大師),在我十六歲時看到他指揮馬勒第二號交響曲,可以說是改變了我的一生。但近十年他身上發生的改變,是徹底驚人的。在別人漸漸趨於沈靜的年紀,對指揮家而言,卻是更得心應手的年紀。

 問:您可以想像,您再繼續當柏林愛樂總監二十五年嗎?

 答:我很希望,指揮生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。指揮家往往不能跟同一個樂團保持團隊關係太久,但卻可以一直合作錄音。很棒的是,一切(去留)都是由音樂家們自己決定的。這某種程度上滿讓人害怕,但也很好,他們能夠決定他們真正想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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