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翻譯] 聽巴倫波因阿伯講古

柏林國家歌劇院(Staatsoper Berlin)音樂總監丹尼爾. 巴倫波因(Daniel Barenboim),今年將過七十大壽。前不久,他也以 『唐. 喬望尼』結束他在柏林國家歌劇院的第二十個精彩樂季。

認識巴倫波因的人,無一不畏於他對音樂無比嚴格的要求,卻也對他永遠追求完美、追求深刻的態度肅然起敬。

此處謹翻譯一篇柏林國家歌劇院專刊中的訪談,作為本月柏林站的專題。巴倫波因在訪談中暢談人生中的精彩故事,值得與中文世界的愛樂朋友分享。其中譯筆粗疏,文理不通之處,望請包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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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尼爾. 巴倫波因(Daniel Barenboim)將屆七旬。在過去六十多年中,他以全世界的音樂廳與歌劇院為家,演奏鋼琴,兼而指揮。記者尤根. 弗林姆(Jürgen Flimm)將與這位音樂總監暢談他的孩提、青年時期,種種刻骨銘心的經歷,他的音樂,與即將到來的七秩華誕。

弗林姆(以下簡稱『弗』 ): 親愛的丹尼爾,在2012年你將要慶祝你的七十歲生日了。

巴倫波因(以下簡稱『巴』): 其實我有兩個生日。當年阿根廷有一條法律,規定父親必須在新生兒出生後三天內為他報戶口。但我父親忘記了,在我出生後的第四天才去報戶口,也就是1119日。戶政局辦事員說: 『真抱歉,根據法律,現在已經不能將生日登記為1115日,今天已經19號了。』

『是啊,怎麼辦呢? 他就已經出生了啊!』我父親說。

『那麼我登記16號吧!』 於是我所有的資料文件上的出生日期都是1116日,但我其實是15日生的。

: 所以你都慶祝兩次嗎?

: 有時候吧,所以我也都收到兩份禮物 ()

: 如果你現下正在你的慶生會現場,而鋼琴反響板已經打開了,你必須獻奏一首小曲,請問這時你會彈什麼?

: 也許莫札特吧! 你知道嗎,在美國作曲家艾略特. 卡特( Elliott Carter)在紐約慶祝百歲誕辰時,我也問過他類似的問題。音樂會後在卡內基廳有一場小酒會,我問他: 『艾略特,這生日你是怎麼度過的?

這位百歲老壽星在生日當天做的事讓我驚訝萬分: 『我在床上多待了會。』

我揶揄他: 『啊! 人總是會慢慢變老,是吧?

而他回答我: 『不是這樣的。一旦我還不確知當天要寫些什麼,我便不起床。而今天我有太多想法了,所以在床上多待了會,大約十一點才起床,喝點咖啡,開始作曲。』

這是我所知最棒的一個生日小故事。

: 這真棒! 那麼,你在鋼琴生涯中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呢?

: 當時我們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,一個稍嫌窄小的樓房裡。我的父母都在教授鋼琴。我整天都在臥房與琴房晃蕩,每當鋼琴聲響起,我就知道又有學生來上課了。當時我想,應該全世界的人都會彈鋼琴吧! 當時我竟沒遇過任何一個不會彈鋼琴的人。 『會彈鋼琴』對我而言,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。 唯一特別難忘的是,當我也想如其他小朋友一般坐到鋼琴前,卻第一次被我父親禁止了。

『當你稍微長大一點,真正想學鋼琴的時候,你才可以坐上來。這可不是玩具。』

於是我五歲半便開始學鋼琴,一開始同我母親學習——我母親在教導孩童這件事上,有特異的天賦 ; 隨後她在以色列也有非常精彩的教學——然後才轉到父親門下。我父親是個了不起的教育家,他認為,演奏鋼琴時必須非常自然地坐在鋼琴前,好像它是張桌子一樣。這是最平易、最簡單的事情,但卻最為人所忽略。我終生感激這些早年的教育,許多演奏鋼琴、思考音樂的方式,終生不移。

: 我們可以談談你在阿根廷的生活嗎?

: 我與我的父母都是在阿根廷出生的。我至親的外祖父當年跟著家人從俄國遷徙而來,在19031904俄國發生大屠殺之後。

: 『巴倫波因』這個名字並不是典型俄國名吧! 是嗎?

: 不是,那是意地緒語(Yiddish),意思是『梨子樹』。我的祖父母來到阿根廷時都還是孩子,被他們的家人推上船。我相信是1903年,我祖父十六歲,祖母十四歲,他們的家人都在大屠殺中亡故——謝天謝地,這兩個孩子已經被送出國,可能是這兩家人在阿根廷有親戚的緣故。等他們到了阿根廷,卻不能登岸。當年對於猶太移民有個不成文的規則: 只有『家庭』才准許入境。於是阿根廷的海關官員便要將這兩個孩子遣返歐陸。我那十六歲的祖父走向船長,說: 『拜託幫幫我們吧! 我們不想回去,那裡對我們猶太人太壞了!

船長說: 『我無能為力,我唯一能為你們做的,就是讓你們在這甲板上成婚。』

於是我的祖父便摟著身旁的小女孩,由船長證婚,而後他們才以『家庭』之名正式入境阿根廷。(譯者按: 幸好沒什麼未滿十八歲不能結婚的規定……) 他們各自被當地的親戚領走,分道揚鑣,此後兩年都沒有再聯絡。兩年後他們再度巧遇,這次他們陷入愛河——而他們本來就已經是合法夫妻了! 這就是我祖父母的故事,一個非常深情的故事。

: 那你的家庭最終又是如何搬去以色列呢?

: 我父親認為,一個猶太家庭必須要回到以色列去創建自己的國家。而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,1952年,我們在薩爾茲堡停留。當時的俄國大指揮家伊果. 馬克維奇(Igor Markevitch),他在阿根廷的時候聽說過我,並邀約我演出。他當時正主持一個指揮大師班,並告訴我,我可以在閉幕音樂會上、在薩爾茲堡音樂節登台。1952年的聖誕節,當時我十歲,我們終於到達了以色列,在那裡居住到我通過高中畢業會考(Abitur)為止。

: 以色列建國初期的這段時光我是親身經歷。六零年代末期我在一個合作農場(Kibbutz)裡待了三個月,當時對這種通力合作、努力奮鬥的生活形態無比地仰慕。

: 當時的人們常有一種感覺,不再只為自身而工作,而是為了國家。但國家剛剛創建,為了國家奮鬥其實也就是為了自己,反之亦然。當時以色列瀰漫著一股樂觀、積極的氣氛。

: 讓我們回到音樂吧! 『系列式的思考』是你所愛——全套貝多芬、全套華格納、全套莫札特——這個觀念也是在孩提或青年時期就存在了嗎?

: 這個觀念的開端一點也不藝術性,也沒什麼智慧。我十七歲那一年忽然行事曆上一片空白——我不再算是『神童』了,但也還沒長大; 而我打從七歲起就已經習慣充滿演奏會的生活。我在街上遇到一個舊識,他是台拉維夫一家新聞台的總監——五、六零年代所有重要的記者招待會都在那家新聞台舉行。他們有個可以容納四百位觀眾的廳,那位朋友說,他正在為那廳籌劃一些藝文活動。

『你想不想在這個廳開演奏會?』他問我。

『當然!

『那你要彈什麼呢?

『全套貝多芬鋼琴奏鳴曲。』

『你瘋了嗎?!

『也許吧。不過是你先問我的。』

就這樣,我演出了我的第一個『系列計畫』,同時我也在準備高中畢業會考。準備考試與演奏鋼琴這些系列性活動讓我了解到: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個作曲家,去廣泛掌握他全部的作品會帶來多大的收穫!

: 從後台走向鋼琴的這小小一段路上,你是怎麼決定自己要彈什麼? 你的雙手與頭腦何以連接得如此迅速?

: 你是指彈安可曲的時候嗎?

: 是,舉例來說,這次席勒劇院的開幕音樂會上,你突然說: 『現在我要再彈幾首曲子。』我很驚訝地問: 『你要彈什麼?』而你回答:『我還不知道。』 『那麼彈點蕭邦吧!』 我建議。

『不,不是蕭邦。』你坐到鋼琴前,彈起了一首舒伯特作品。你每次在演奏前,都已經將效果全盤計畫好了嗎?

: 不,那時我也許在想,『我該彈什麼蕭邦作品呢?』但我無法進入任何一首蕭邦作品,隨後有一個內在的聲音對我說: 『彈舒伯特吧!

: 你腦中的作品真是無窮無盡,此外還有非常多的歌劇與協奏曲,你跟我提起超過一千首了。它們是怎麼存入你腦海中的?

: 我從不停止學習。我需要 『費加洛的婚禮』或 『崔斯坦與伊索德』的總譜,但不是為了指揮演出,而是每一次排練、每一次演出之前,我都會再讀過一次總譜。你總會不斷發現一些新的東西,一些你之前從未發現的整體性。 你總得不斷地從零開始,因為你昨晚碰觸到的那些聲音畢竟已經消失了。有時甚至在演奏會中都會出現一些惹眼的新東西,即便只是些非常小的細節; 這使演奏不再只是一次既有成果的重現。這種聽覺體驗的變化性,不只對另一群不同的聽眾有意義,甚至也製造了同一場音樂會裡許多迥異、嶄新的片刻。這也提供了音樂家源源不絕的能量。

: 你已經獲得了數不盡的成功,但你經歷過真正的挫敗嗎? 讓你大嘆 『天哪,這怎會發生在我身上』的失敗?

: 嗯,可能不是那麼頻繁,但也已不少了。我還記得多年前的一次經驗,1963年,我十分仰慕的音樂家黎恩. 弗萊雪(Leon Fleisher)原本要舉行獨奏會。當時他的健康已經出現問題,神經疾病使他必須暫停演奏。演出前一天主辦人打電話給我,請求我上場代打。我當然應允了,在紐約演奏三首貝多芬奏鳴曲。當天我原已有點緊張過度; 我走上台、鞠躬,當我再次立起身體,看見阿圖. 魯賓斯坦(Arthur Rubinstein)與他的妻子坐在觀眾席右側,霍洛維茲(Vladimir Horowitz)坐在左側,而正前方是阿勞(Claudio Arrau)——當世三大鋼琴家都到場了——我當天像癱瘓了一樣,演奏得非常糟。每彈一個音我都胡思亂想一陣: 『喔,這他們一定不喜歡……這也許還可以……這他們絕對沒興趣』簡直爛透了!

: 這鋼琴界的三大天王後來對你有任何讚美嗎?

: 霍洛維茲沒到後台來,只是託人傳訊恭賀。魯賓斯坦則相當可親,他擁抱了我並說: 『這不是你最好的狀態,對吧?』阿勞對我的幫助最大,他走向我,對我說: 『我能夠了解你想做些什麼,而哪些你並沒做到。如果你願意的話,請來我家,我仔細解釋給你聽。』

最後他花了三個小時,詳加解釋每一個音,每一個他認為我應該做得更好的音。

: 那麼這仍然是一場相當成功的演奏會吧! 多麼美好的故事。我得提出另一個很不同的問題:你有一些昔日同窗成天拿著紙筆,畫上五線譜,開始作曲。也許你也有自己的私房作品櫃吧?

: 我有一百四十三首交響曲與交響詩!! () 沒啦,當年與納迪亞. 布蘭潔(Nadia Boulanger)學習和聲與對位的時候,我當然挺有志於作曲的。所以我的以色列時期中有一年半是在巴黎度過。但我很快就確知,我對作曲沒半點天分。於是我決定,在世人說我不適合作曲之前,我得先向世人宣告這消息。

我父親是學哲學的,其實他屬於哲學家的成分比音樂家還多些。他是個極為精彩的老師,他也總是以哲學來思考音樂。我向他學到了這點。我能揣想、思考各種不同的音樂行為,只有一件事除外——一件看似簡單的事: 我不知道怎麼開始一首曲子。

我再講一個故事吧,作為訪談的結束:

西班牙的吉他大師安德烈. 賽戈維亞(Andrés Segovia)在倫敦慶祝他的八十歲還是八十五歲的生日,BBC為此製作了一場現場直播的專訪。忽然有一個記者問道: 『大師,您思考過死亡的課題嗎?』我得說,這對一個老人家而言可不是什麼迷人的問題。

大師連忙回應: 『啊,您知道嗎,我每天都對跟我親愛的神說: 我開過一百場,不,一千場爛音樂會; 我用我的吉他彈出了數以千計的錯音; 我的思想還有著無數的漏洞,爛透了。我一點也不配到你那兒去,所以請把我留在這兒就好!

: 這真是一個美好的結束! 我們謹祝你生日快樂,親愛的神繼續長長久久地將你留在我們身邊。衷心地祝你一切安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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