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都是大憤青?!

一種思考‧多個疑問‧千萬吶喊

我有一個理論: 做憤青,也講求機緣。 通常在畢業前後、就業初期,最適合來發作一番。反正,錯的都是上一代,腐敗的都是當權者,該死的絕對是政府,僵硬的一定是體制,一切的一切再再來掐死我們崇高的理想、扭乾我們滿腔的熱情。

就像任何傳染病一樣,一旦撐過發作期,就免疫了!

穩定上崗後,要不漸漸的沒有時間發作,要不徹頭徹尾忘記自己曾經發作過。撐不過發作期的,產生不了抗體的,就像那些從來沒找著工作、或從來不覺得自己找到稱職工作的,只能一輩子被傳染病折磨,與同病相憐的互相取暖,並用盡一切力量傳染給還沒抗體的下一輩。

於是,時代的巨輪往前壓去,代代的人力資源殘酷得被碾去,輪子上的屍身像滾雪球般愈積愈多、愈滾愈大,前一代的人滾在球上,繼續碾死下一代的新血,代代相碾到天邊。。。

以上,當然是一種極致悲觀、諷刺、又偏激的宣洩語言。

 

22k與就業問題,哪個行業都一樣。我們可以持和主流媒體一樣的角度,不斷責怪當權者或既得利益者,並不斷的嚇死自己,以為一畢業就活不下去;我們也可以秉著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,準備好自己,勇敢迎戰。不管如何,以個人角度而言,需要的是正面的信念、剛健的腳步;但宏觀看,就業環境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,尤其音樂業界。

就業問題,是整個音樂生態的一環,不可能在不觸及其他環節下,即改善現況。於是,從近處講,必要提到上游大專院校師資徵選的烏龍百態,因各種原由與壓力,不得不將一專任打成三兼任的異狀;無數無奈的海歸派兼任教師,每周不辭辛勞地在北中南、東部各區巡迴教學,或直接擱淺在家待業;普通科九年一貫「人文與藝術」教師亦不例外,聯招徵選的各種怪象,一教師身兼多功能無法發揮專才的慘狀;再講到少子化的問題、怪獸家長、變相的音樂資賦優異班制度;回頭加上下游市場,各種以大型商業模式行銷的音樂課程。最後最後,總是會再回歸到大家學音樂的心態問題,然後,所有問題再次成為一種小蝦米面對大鯨魚,個人面對巨大社會潮流的無言。

但以客觀角度再檢視,剛剛提及的異常,何嘗又不是正常呢?

正因為島上人才與市場的供需失調,所以出現種種不及應對的情況,這些被我們稱為的怪象,正是自然產生的補償機制。然而,所謂市場機制,並不總是引導我們往更好的地方去,看資本主義無限上綱發展到市場崩解,即足以為戒;在文化教育事業中尤甚,我們不能天真相信「看不見的手」有大魔力,自動能引導一切。十年樹木,百年樹人,市場機制是漂流變動、朝三暮四的無情浪子,紮不了根的。

所以,問題既已知在於供需失調,則要問,哪裡失調? 怎麼失調的? 如何漸序調整以求達成一種動態的平衡。

從我輩六、七、八年級生的音樂同儕的眼光出發,我認為,第一過剩的人才,無疑是西洋古典音樂專業演奏與創作人才,第二過剩的則是中小學教育人才。但細看,這兩樣人才的出處與培育方式,在大學階段之前是大同小異的,我們都在科班制度裡打滾,有人早一點加入,有人晚一點來,有人來來去去,最後都滾進了大學站後,心裡總是不知何去何從,只知道自己喜愛音樂,沒有音樂不行,於是練琴的練琴,唱歌的唱歌,作曲的作曲,在最後一刻生活逼過來的時候,才下了一個決定,選了一條路往前摸索。這裡不禁要問,從五六零年代音樂資賦優異班紛紛設立到現在,三、四十年沒有變的一貫音樂教育制度,是否真要檢討一下呢?

近幾年,立法院修改音樂班法規、各大學紛紛成立非西洋古典樂專業展演創作類的相關課程與系所、或者舉一個更淺見的例子: 教育部公費亦停止發放演奏演唱組名額,即可知當局的師長先進們,似乎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,嘗試建立一個更健全的音樂產業,更能永續發展的體系。然而,可惜的是,多數的新嘗試與改變,總是在混亂一片中定案,在權力爭奪中妥協,在撻伐聲中收場。

舉2010年音樂資賦優異班修法為例,該法條原係針對變相的音樂班文化,意在改善全國音樂班浮濫設立的現象,研擬出一套「藝術資優性向測驗」為入學評分門檻,結果,各校有的因招生不足而關閉,或者索性降低門檻違法招生。一陣混亂中,中部頗具權威性的曉明音樂班因而停辦;第一線服務的教師又普遍認為,新招收學生程度良莠不齊,更別提就業市場又更加緊縮,著實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慘劇發生的原因,一般認為,是政府機構不能採用在第一線工作者的實務意見,以無相關音樂知識的特教專家為改革主線[1];不過我認為,也是因為我們這群可能成為第一線的工作人員,並沒有認識、思考這些問題的習慣,集合不出一個共識,自然就沒有一股力量和政府單位對話。

我認為,要解決「人才過剩」,音樂班恰是一標樁。簡單的說,社會並不需要眾多的專精演奏創作人員,而是需要眾多的愛樂者和少數真正專精異常的演奏創作者。如此,嚴格定義下的資賦優異班,絕不能多,但也絕不能斷,否則就真正白費了三十年的專業人才累積,和當初草創音樂班的用心;另外,現已存在的眾多音樂班,則可轉型成興趣取向的特點音樂學校,招募更多的師資,開設一對一課程,消化過剩的人才,想像中,這些教師可以是極優秀的音樂家,但在教學上則要調整心態,以啟發學童興趣為主,而正因這些教師是專業演奏家的緣故,可以在第一線上種下學童對音樂美的種子。至於怎麼讓這些事順利發生,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,對學校方面、對家長方面、對教師方面的各項拉力與推力、其他配套措施等等,如何讓各方自發性啟動,是轉型成功的要素。又或者,現存眾多音樂班轉型為音樂學校的概念,結果可能只是侵占個別家教的市場,徒然形成公家與SOHO族的惡性市場拉鋸戰而已,並無太大意義。這各種問題,實待各位好好討論。

單就「人才過剩」思考,可以衍伸出兩個方向:

第一,是市場飽和的原因為何,是因為古典音樂已推廣到極致,成年人口市場已充分發展,加上少子化的結果,已沒有拓展的空間? 抑或市場還有一個潛在能可以透過積極宣傳來開發呢? 又,如果說少子化是市場萎縮的原因,為何人口稀少如新加坡,還能不斷聘請外籍音樂教師培訓國內人才,這是不是暗示我國的法令政策,太過保護國內市場,而這樣的保護制度,是否不適合海島取向,必得對外交流的國情。

 

第二,專業演奏人才既已飽和,下一批三十年須培育的人才項目究竟為何,我們缺乏什麼,我們要延續的文化又是什麼? 怎樣培養下一代適應下面的新局勢,而這樣的培育又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法,能讓三十年後的可能的過剩狀況減低?

憤青固然是一時的,問題卻是永遠的;怎麼去找到問題的根源,慢慢修正,需要所有音樂人的關注,以及眾多聰明腦袋一起集思廣益,形成共識。我想,自己絕對不是第一個振筆疾書,大聲呼喊的人,上述問題實屬音樂教育學者的專項,我不過是那個最後知後覺,把自己鎖在象牙塔裡,最看不到現實的人,現在趁著截稿、伴著就業壓力,在這裡大放厥詞一番。 但,回頭認真想,若身處其中的我們,只活在天馬行空的藝術世界裡,不來正面認識、好好思考、積極討論,誰又要來幫我們解決問題呢?

許多的音樂家傳記都會強調,主人翁犧牲奉獻,為了藝術為了愛,但是,很少人注意到,這些投入藝術世界的音樂家,投入的也是現實世界,是社會潮流 : 柴可夫斯基脫下律師袍,執筆創作之時,正當著俄國文學界的黃金時代,契柯夫、托爾斯泰等現實主義對社會一連串的批判,一定程度影響文化上斯拉夫民族的自我認同問題,因而有了音樂上國際派和五人組辯論之說,俄國民歌採集運動因此而起,一系列的創作也起源於此。李斯特不管以巡迴鋼琴家、作曲家、指揮家、甚至修士的身分展現自己,都是走在時代的最尖端,領導潮流。巴哈 ─ 神最謙虛的僕人,雖沒有後輩的反動、批判與騷包,他所寫下的每個作品,以今天的藝術眼光看絕對是巴洛克代表外,就當時社會環境看,恰恰是最實用,最能融入現世生活的。

我們,自然不能只當抱怨的大憤青,或是擔憂的小哀怨!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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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thoughts on “我們都是大憤青?!

  1. 寫得真好!不過我覺得哪來那麼多的憤青!如果大家都是的話,那麼像你這麼有品味和想法的還真少(只會抱怨自己的處境與亂罵的人都不算吧)。另外,我覺得憤青對內是一種階段性的角色,對外,只是某一種分工角色。正因為他入世未深,他可能可以意識到一些問題。雖然他經常是無能提出解決事情的方法,最後被說是只會抱怨,但是我覺得憤青作為憤青本來就很難解決問題,只要他們能提出一些好的批判,還是很可貴的。這個社會需要這種角色。

  2. @shihchia 社會需要須要「憤青」角色,也需要聚集意見的平台。很榮幸也很感謝能在notes of wayfarers的部落格上有發聲的機會,期待更多的回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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